国民党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进了战犯管理所，依然对该兵团司令余恨未消，邱行湘（第二〇六师少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的外甥、黄剑夫（起义将领）之子黄济人在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记录了杨伯涛在功德林指着黄维鼻子痛斥的场景。
杨伯涛到死也没有原谅黄维，这不是他心胸狭隘，而是当年在淮海战场上，黄维有些事确实做得不地道：虽然同样是以一个兵团建制被单独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第一百军军长周志道都逃了出去，跟杜聿明一起被围在陈官庄的邱清泉兵团，也逃出了第五军军长熊笑三、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第十二军军长舒荣。
在淮海战役中被包围的各兵团基本都有军长逃脱，上面只是罗列的一部分，陈士章后来虽然进了战犯管理所，但却不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这一点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写得很清楚：“陈士章，国军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是淮海战役中漏网的大鱼，福建解放时，才被活捉的。”
第七兵团被包围在碾庄圩，那包围圈几乎密不透风，陈士章和周志道还是逃掉了，周志道逃掉后任重新组建的第一百军军长兼第五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官、“国防部”中将部员、中将参议、“陆军总司令部”高参室中将主任；熊笑三、高吉人、舒荣都像周志道一样跟老蒋逃到了台湾，而且都以中将军衔继续任职，而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四个军长，却在双堆集被一网打尽。
黄维的第十二兵团有四个军，第十军军长覃道善，1961年第三批特赦；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已经有意起义或投诚，却被一颗炮弹意外炸死；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1959年第一批特赦；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算被俘也算投诚，被资遣到湖南长沙与妻子在家织布、打纱，后任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
黄维兵团被完全、干净、彻底地消灭，军以上将官只跑出去一个副司令胡琏，黄维在《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中悲叹：“四个军十个师约十几万人的第十二兵团，除少数漏网者外，悉数被歼。至于国民党军师长以上干部，除副司令官胡琏，副军长谷炳奎，师长尹俊、王靖之、张用斌等逃跑之外，我和军长吴绍周、覃道善、杨伯涛，副军长王岳，师长王元直、尹钟岳、夏建勣、潘琦等均被解放军生俘。（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之三大战役》）”
黄维可能直到被俘，也不知道自己的第十二兵团到底有多少人马，这不是因为他超级无能，而是他上任时间太短，连情况都没有摸清，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更是对他十分反感：“很多干部曾做过黄维的部属，熟知黄维性情孤僻、严峻寡恩，一贯对之不满，这次又来领导，无不灰心丧气。特别因黄维久离部队，对反人民战争是一个外行，害怕断送在他手里。”
兵团司令确实不能把自己的兵力精确到百名十名，但只笼统地说第十二兵团有十几万人，是十二万还是十五万都不知道，那就说不过去了。
直到特赦之后，黄维撰写《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才对自己的兵力有了个大致的描述：“十二兵团是美械装备的部队，有十二万多人，拥有包括战车榴弹炮在内的机动车五百多辆，还有各种火炮、轻重机枪、冲锋枪等。可是，这么多兵员、重型武器装备，不仅没能帮助我们在双堆集突围，反而成了作战的包袱。”
能把兵多装备好当成负担，估计老蒋任命的兵团司令中，也就是黄维一个了，黄维居然还抱怨双堆集房屋太少，十几万人只能露天宿营，还说空投下来的东西没法吃：“由于没有燃料和热水，官兵们根本无法吃这种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面食。”
有馒头大饼一类的面食吃还嫌硬，这话也就黄维能说得出来，要是把他放在朝鲜战场，啃两天冻土豆，他还不得发疯？
黄维在双堆集被围后，正像杨伯涛说的那样严峻寡恩，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和黄维一样，杀起自己部下毫不手软：第七十五师团长刘次傑防守小杨庄，经过几天负隅顽抗，最后只剩几十个残兵逃出，覃道善向黄维、胡琏报告， 黄胡下令将刘判处死刑——史料显示，覃道善可能并没有执行对刘的死刑命令，刘逃出双堆集后还当了金门防卫司令部参谋长（1967年）。
黄维大开杀戒，并没有改变第十二兵团被全歼的命运，而据杨伯涛和相关人员回忆，黄维因为装备精良重武器极多，要是有组织地突围，跑掉一些还是有可能的，但他在安排突围任务的时候，选择了跟他关系较好的廖运周第一一〇师打头阵，结果地下党员带着全师直接战场起义，这下子不但黄维的逃跑路线全部暴露，而且对其他部队的士气，也造成了致命打击。
黄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廖运周是地下党员，他1961年在战犯管理所写《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的时候，还被蒙在鼓里：“第八十五军的攻击部队廖运周师（第一一〇师）攻击进展以后，因后续部队迟缓，以致被解放军截断联络，该军其余部队的攻击，也因之停顿。”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了，黄维都认为廖运周是“相机起义”，意思是打不出才起义的：“第八十五军除廖运周师如前述撤至罗集为解放军所包围并相机起义外，其余部队伤亡不大，建制尚完整。”
黄维不了解自己部队事情，被包围后居然还想固守待援，眼看救援无望，就准备孤注一掷进行最后的突围，于是令杨伯涛痛恨一生的一幕出现了了：“照命令到黄昏行动，但黄维、胡琏怕坐战车在夜间行动不了，逃不了命，下午四点多钟就命令第十一师和战车部队开始突围，他俩跟着在后面冲出，根本没通知覃道善和我。”
黄维给各兵团下达的命令是黄昏突围，要是所有部队都是趁着黑夜逃跑，可能就会有很多残兵逃掉，但是据杨伯涛回忆，还不到四点，黄维就掐断了和各兵团的电话联系，然后太阳还没落山，他就和胡琏、吴绍周（第八十五军已经没有部队，吴就在黄维的兵团司令部呆着）各乘一辆坦克开溜，等杨伯涛发现的时候，黄维已经跑没影儿了。
黄维可不是刚到解放军防线就被拦住的，据他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证实，他是“已逃离双堆集战场三四十里路”才被俘的。
要不是坦克意外坏掉，黄维可能就跟胡琏一样逃掉了，而后知后觉的覃道善和杨伯涛就悲催了——他们傻等黄维胡琏的命令，准备到黄昏才开始出逃，但黄维和胡琏那么一搅和，解放军发现蒋军有突围迹象，当然是防范更加严密。
杨伯涛回忆起当天的事情就来气：“这时天已黄昏，赶紧开始行动，但是企图已经暴露，解放军已做准备。我和尹锺嶽亲自督队冲杀，解放军阵地如铜墙铁壁，碰来碰去连一个漏缝都找不到。”
杨伯涛自知难以逃脱，仓皇中跳进小河，在灭顶之后感觉水太凉，就又爬上来当了俘虏，要不是两个解放军战士将他一左一右架着急走十余里，到一个指挥部给他烧火烤衣，杨伯涛真就冻硬了。
杨伯涛没逃出去，比较肥胖的覃道善就更逃不掉了，这个胖子似乎比较“厚道”，他只说“有的为了保命，竟不顾规定时间而提前逃走”，同时也证实了当时还是有一些部队玩儿命冲了出去的，比如第十八师师长尹俊（逃出后任任第十八军副军长代理军长、第七军军长、第二军团副司令、台湾宪兵司令部司令、澎湖列岛防卫司令官）就在小王庄东北打开了一个缺口逃出重围，第七十五师师长王靖之也逃掉了 。
覃道善率第一一四师残部在第十八师后跟进时，解放军已将缺口堵上，覃道善和第一一四师师长夏建勣一同被俘。
三个军长一个意外炸死两个被俘，兵团副司令兼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也没逃出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被黄维和胡琏坑了：“黄维派卫士指定我乘坐第三号战车，紧跟黄维、胡琏所乘战车之后行动。当行至玉皇庙渡河时，黄、胡所坐的战车将浮桥压坏，我所坐的战车不能通过。”
黄维总是抱怨老蒋给他空投的弹药不够用，但是战后我军打扫战场，缴获了各种火炮八百七十门、坦克十五辆、轻重机枪两千四百多挺，弹药堆积如山，仅弹药车就有五百多辆，缴获的炮弹有多少，不同史料记载不同，但是打完黄维再打杜聿明，我军的炮弹就很“富裕”了：中野打黄维兵团主要用手榴弹，每门炮只打几发炮弹，打杜聿明的时候，几乎就是用炮火平推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发炮弹都是常事，那些炮弹，相当一部分都是黄维这个“运输中队长”留下的。
黄维在最后逃跑的时候，手上还有足够的兵力和弹药，该兵团部分师级单位尚且能在包围空隙逃出去，如果黄维命令第十、第十八两个军抱成一团往出冲，即使不能全部逃掉，军长们也是可能免于被俘的。但黄维在不到下午四点的时候就放弃了对各军的指挥，杨伯涛和覃道善被他蒙在鼓里当了垫背，所以杨伯涛到死也不肯原谅黄维。
有人说黄维是个“书呆子”，但从他最后逃跑时耍的小聪明来看，他还没有一呆到底，连杨伯涛都被他耍了，杨伯涛的愤怒，也给读者诸君留下了两个问题：如果黄维胡琏不是抢先逃跑，而是有效指挥杨伯涛覃道善的部队，他还至于因坦克故障被俘吗？如果杨伯涛和覃道善不是傻等黄维的命令，能不能跟手下的师长一同溜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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